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自汉口飞到重庆

2019-05-29 作者:名家历史   |   浏览(105)

内容摘要: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八年抗战,数万万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与创痛,而“陪都”重庆却因财聚而兴,福兮祸兮,实在是一言难尽。

关键词:重庆;陪都;抗战;金融业;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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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自汉口飞到重庆。刚下飞机,身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于一身的他,就对守候多时的记者发表谈话称:

  中央政府集中重庆办公,主要工作有两项,一为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一为战时行政效率之增进。

  因日寇步步进逼,“战时首都”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驻汉各行政机构,此前一天已全部迁抵重庆。本来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行,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南京、武汉一路内撤,8月7日也在渝重新挂牌办公。而国有四大行的余下三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则先后将总部或部分管理机构移驻重庆。

  国难当头,风云际会。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

  “行为要勇敢,办事要敏捷”

  自1891年正式开埠通商,40余年来,重庆的航运贸易与工商百业,均有可观发展。加上“西南王”刘湘以此为大本营,主政四川超过10年,为便于筹措军政开支,颇重视“放水养鱼”,故抗战前的重庆金融业,已具备一定基础。

  据当时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官方数据,到1937年6月为止,川省各类金融机构的总行及分支行号,共有124家,重庆占其半数;总部在省内注册的15家银行,有9家设于重庆。

  此外,银行、钱庄、银号新旧并存,又与各路军阀、官僚、买办、豪绅有扯不断的关系,有些甚至只是少数军政界权贵予取予求的“钱袋子”,乃重庆及四川全省金融业的一大特色。

  但若论财大气粗,重庆的“土豪”们,就很难跟沿海较发达城市同行,尤其是中央控制的国有银行一较高下了。“七七事变”之前,有据可查的重庆金融业资本总额(不计四大行在渝分支行)约为1600万元,其中纳入统计的7家银行共1400万元,23家钱庄银号共200万余元。号称“四川四小行”的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每家资本不过200万~300万元。

  而早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借金融风波之机,强制“改组”官商合办的中国、交通两行,变相“收归国有”时,向两行一次性注入的官股资金(实为政府公债券),即分别达2000万元和1000万元。此得意之役,正是得到蒋委员长首肯,由“孔财神”亲自牵头发动的。

  话说当日飞到重庆“履职”的孔祥熙,也确实是马不停蹄,日理万机。那边厢,他经蒋介石授权,以行政院长身份遥控指挥手下亲信,通过中间人牵线,与日本外相的代表在沪、港等地频频秘密接触,尝试和谈。这边厢,他指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英资汇丰银行相约,暗中共同维持上海的黑市汇价,以防外汇价急跌冲击国内物价及外贸业务,影响民心士气。

  8月24日,他又让财政部安排在重庆召开全国银行会议,会议主旨为“统一战时金融机构,巩固法币政策,投资西南国营事业,发展边省建设”。

  大约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支持,这位据称是孔子后人的基督徒,甚至还忙里偷闲,8月13日在中共主办的汉口《新华日报》(10月份武汉沦陷前夕迁至重庆出版)上发文勉励民众:

  “一、操守要廉洁,行为要勇敢。二、办事要敏捷。三、对外言论须格外谨慎。四、屏绝酬应。五、节衣缩食。六、待人接物须本亲爱精诚之旨。”

“故今后经济战争,尤为重要”

  1941年7月7日,孔祥熙在国民党机关报重庆《中央日报》上刊发《抗战四年来之财政金融》一文,称:“惟财政金融,关系最后胜负之关键至巨;今后战争之成败,军事只占三分,经济应占七分,故今后经济战争,尤为重要。”

  自1938年以来,重庆的战时金融业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四大国有银行自然应记“头功”。尽管四大行业务活动范围较战前大大缩小,因有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强制措施强力支持,其分支机构数量,反而比战前有增无减。如战前四大行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共42家,战时增设可137家,是原来的3倍多。这些新生力量,又以“陪都”重庆周边地区居多,达67家。

  截至1941年底,总行设在重庆的银行增至18家,为战前的1倍,资本总额达2.28亿元,为战前的16倍以上——即使考虑到货币贬值及战前银行数据不全等因素,其增长亦相当可观。

  且不说中、中、交、农四大行(总资本1.7亿元)之强势加盟,官办的四川省银行(总行在重庆)一家,也累计增资3800万元,“四川四小行”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同样大肆扩充:领头羊美丰银行的资本金,从战前的300万元增至1000万元,聚兴诚等三家的资本规模,至少都翻了一番。

  在此期间,重庆的钱庄银号增至53家,是战前的1倍有余,资本总额更高达2600万元,为战前约13倍。

  孔祥熙在抗战四周年总结中预言“复兴之基础已定,胜利之曙光在望”,旨在激励民心士气。不料五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铁蹄横扫东南亚,气焰极盛,中国抗战进入了更漫长而艰苦岁月。

  但战局的急剧变化,迫使集中在沪、港及其他沿海、沿江城市的一些英美银行内迁,大后方工商企业生产高涨,也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重庆金融业在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之间,再度迎来短暂的“小阳春”。

  仅1943年1至6月,重庆新成立银行总行21家,分支行28家,这些新银行,大多由原来的钱庄、银号改组而成。而1942年一年里,四川省内民营商业银行(总行多在重庆),有7家继续增资,总额达7200万元,比其原有资本增加2.5倍。

  “活泼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事业”

  战时重庆金融业的急速膨胀,原因比较复杂。国民政府西迁、沿海沿江沦陷区金融机构内撤,以及通货膨胀、大量发行公债、商业投机等战时经济拉动之外,还有如下诸多“利好”:

  战前,西部内地相当落后,新式工厂数量仅占全国8%,发电量仅占全国2%。到1942年,后方工厂总数比战前猛增15倍,资本总额增加70多倍,动力设备增加5倍。同时,战时对各类物资的需求,促进了后方的进出口及国内贸易迅速增长。种种发展对资金的极度渴求,此乃重庆金融业膨胀的基本动因。

  1939年9月,国民政府改组抗战之初成立的“四联总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蒋介石亲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新之(江浙财团系银行家)三人任常务理事,提出“扩充西南西北金融网,每县区设立一银行,以活泼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事业”的宏大构想,后方省市县政府因此纷纷行动起来,前面提及重庆的钱庄、银号大量改为银行,正是得益于此。

  更重要的是,战时重庆已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工商经济中心。以商业为例,1937年时全城百货仅70余家,最高年营业额的一家不过2万多元,到1942年底,因抗战五年来政府机关及军队、文教单位及大量外地人口涌入,重庆市面极度繁荣,百货商业机构1200多家,增长15倍之多。其他如服装、糖业、川烟等增长,均在10倍以上。

  因沿海工矿企业内迁及持续新增投资,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工业体系逐步成型,与战前相比,1942年时的工厂数增加18倍,工业资本总额增加164倍,且新办企业多为军工、机械、化工、冶金等当年的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

  回顾当初孔祥熙飞抵重庆时,公开发表的“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为中央政府迁渝目标之一的那番谈话,本意或许是尽量淡化前方战局危殆的实况,舒缓后方民众日增的焦虑情绪,不料居然被他“幸而言中”。

  八年抗战,数万万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与创痛,而“陪都”重庆却因财聚而兴,福兮祸兮,实在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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