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中国研究国际政治的

2019-12-25 作者:名家历史   |   浏览(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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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华庆昭先生2014年9月16日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做的学术报告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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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庆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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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庆昭先生与张顺洪所长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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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会场

我今年83岁了。过去研究美国和美国史是我的专业,如今早已退休。今天来讲点自己经历的人和事,业余水平的东西,不成敬意。 所以讲《平视美国》这个题目,是有感而发。我觉得,以什么角度来看美国,是我们社会里一个不小的问题。如果美国是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我们就不必费心来探讨了。但是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称王称霸,怎么看待它就很有研究头了。对美国怎么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很快就有了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批判三种对美国的态度:崇美、恐美、媚美。美国都打到了家门口,不批不行啊。现在要搞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就别说这样不好听的话了,但是不同的态度还是存在的。看一个事物,大体有三种角度:仰视、俯视和平视。看美国呢,也有这么三种角度。我看现在仰视的人不少。坐在出租汽车上,司机说,你看人家美国,咱们国家,唉,直摇头。他去过美国吗?没有。好多事出于想象,或者是道听途说。看美国俯视的也有,平视就比较不容易。 仰视美国的情况,在我们研究美国的专家当中可以见到。曾有一位专家,他说我们中国研究国际政治的,研究得好的是掌握了美国人建立的方法和理论,但是这还只是初步。接着得把人家的这些东西熟练地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而这个现在还做不到。最后,才能做到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论。这位专家认为我们现在只做到了初步,在国际政治领域跟欧美至少有几十年的差距。至少在这个领域,中国不可能出世界一流的学者。他肯定地认为,在有生之年是见不到在中国出这样的学者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对专家上面这些说法有多少认同。我自己是怀疑的,有两个问题马上就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第一,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和理论是不是一定就是美国人掌握的那一套,别人就不会有,不能有?第二,关于国际政治的学问属于社会科学吗?如果属于,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得了吗?如果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那还是美国人的那一套吗? 我本人没有在外国上过学,也没有系统学过外国那套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知道的也是一点皮毛。但是我学过一点中国的历史,也学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历史上的折冲樽俎、韬光养晦、以至于《孙子兵法》、《过秦论》等等,算不算跟国际政治有关的方法论和理论呢?前不久我给报纸写过一篇短文,里面讲成都武侯祠里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么高明的见解不能用来指导搞国际关系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大题目是搞所谓权力平衡。我们可以去探讨一下中国古时候合纵连横的原始面貌,看看它是不是搞权力平衡的老祖宗?再说,要讲当代国际关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以及三个世界的论述是否都已经完全过时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的国际政治实践是不是以美国那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的呢? 任何说法都需要有实践来支撑,否则就只不过是假说。上面说的这位专家提出来证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落后的例子,是有点勉强的。他认为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弱肉强食,不再奉行丛林法则了,而我们却仍然守旧不变。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吗? 欧美的国际关系方法论和理论,我们可以吸收其中我们可用的东西,但是将它们奉为圭皋,就过分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方法论和理论的大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几位都能算得上。他们同时又都是美国政府外交上的重臣。拿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反回去对付美国,行不行?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们的后来人,倒也遇到过几个。 举一个例子。1990年,我在美国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做研究,同时兼做堪萨斯城的密苏里大学历史系的访问教授。这年春天,学校遇到了一个难题:原定这年9月要在这所大学开第四届埃德加•斯诺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每两年开一次,在中美两国轮流开。1986年第二届讨论会,中国来了由黄华带队的代表团。1990年,要在美国开第四届,由于头一年北京发生的风波,美方不知道中方会派谁来,而且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派人来。设在密苏里大学的斯诺基金会心中没底,就找到了在那里做访问教授的我,他们说,如果中国派来了代表团,我可以作为中国学者参加;如果不来代表团,我还是作为中国学者参加。总之,不管代表团来不来,中国算是有人参加会了。我同意了。 1990年9月,斯诺学术讨论会如期在密苏里大学举行。中方三S学会派来了以名记者高粱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另有研究《西行漫记》和斯诺的有关中国学者参加,我也作为中国学者出了场。美方代表团的阵容强大,其中最有名的有三个人:首任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中国问题专家L教授和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其内容后来在我们世界史所的刊物《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上登了出来。美方除了伍德科克前大使之外,发言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表达了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伍德科克大使和L教授在发言及与听众的互动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使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成功。教授则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口气当中对中国颇为不屑。24年过去了,中国的现实支持了大使的观点,而不支持教授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原因之一也许是大使在中国从事过实际工作,他夫人也直接参与了一些中美合作项目,所以他能不被眼前的景象动摇了自己的看法。教授则不同,从本本到本本的时候可能比较多,以至一叶障目。L教授后来从过政,做了一任总统的首席中国问题智囊。他现在还是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之一,在中国学者中大概也有一些粉丝,不过我对他的权威性颇有怀疑。看人要看关键时刻。中国问题专家在关键时刻看不对中国的前景,还不如一个工会出身并既非职业外交官或国际关系理论专家又不懂中文的前大使,这个专家是不是得打个问号啊? 再说一个例子。近来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S教授,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评价上弄得很热闹。教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时讲得还行,但是总体上他就走调了,他认为中国可能是21世纪的一个纸老虎。我对此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一贯看不起中国,而文如其人是一个规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博士还没有毕业。1988年,我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客座学者。他到中心来做临时工,等着拿文凭。中心分各个项目,例如美国项目、亚洲项目、欧洲项目、苏联东欧项目等等。我参加的是美国项目。那时亚洲项目的负责人空缺,中心让会中文的S临时顶替一下。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按说我跟他毫无关系。中心给我们每个学者配一个博士生做助手,而S这位博士还没毕业的临时工反倒想对我们外国人瞎咋呼。美国项目的负责人莱西博士让我别理他,我不大好意思,就去了S的办公室。现在我都忘了他找我干什么了,但是他那种暴发户表现让我很好笑,所以还记得有这回事。 三年之后的1991年,在北京召开了美国学大会。S来北京开会,分在文化组。我当时也参加了会,也在文化组。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叫做《美国文化在亚洲的前景》,后来美国史研究会的通讯全文发表了这个发言,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发言的大意是亚洲文化多元,而且跟美国文化有异,美国需要尊重亚洲各国自己的文化,不然会碰壁。S在会上听了我的发言,说你讲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不是就不要美国的奖学金了呢?言犹未罢,在场的美国人都低下了脑袋,不好意思啊。太没水平啊。我回答他说,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但是我想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也能给外国的学者和学生提供奖学金。黄宗江坐在我旁边,他接着我的话茬儿说,我是个中国人,所以我支持他的意见。我们中国人够争气,23年后的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可以给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学者奖学金了。 我们中国自古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研究中国,但是没有修养,盛气凌人,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中国,俯视中国,能够客观得了吗? 再说一个例子。1990年,我给美国《外交史》杂志投稿。编辑回信说,稿子很好,现在送给专家评审去了,回来后很快就会发表。过了些日子,编辑来信,说是两个专家中有一个不同意,稿子没法发了,只好抱歉了。编辑把评语匿名给我发过来了。我一看,就明白是谁给评审的了。一个是《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的作者迈克•谢勒,他我不认识,不过他同意发表。另一个我认识,他不同意发,还做了点人身攻击。第二年1991年,在北京的美国学大会上我遇到了谢勒,我谢谢他支持我。他说你还知道是我参加了评审?我说都是同行,一看评语就能猜得个差不离,另外一位我也知道是谁。谢勒跟我两个人嘻嘻哈哈了一番。我要说的是,那一位美国教授你可以反对我的文章,但是不要人身攻击,更不要做对熟人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事情。这就是人品。人品不好学问就有限了。 我再说一个不是学者是文化人的例子。1972年,美国医学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我参加了一段接待。代表团里有一位L女士,她不是医生,她的丈夫跟医学会有关系,她本人是辛迪加专栏作家。 L女士是美国文化新闻界少有的人物,她跟她的妹妹都是辛迪加专栏作家,彼此之间像仇人一样。她俩各开一个回答读者疑问的社会问题专栏,每周若干次,每次由全国几十家报刊同时发表,所以叫辛迪加专栏作家。L女士来中国那年54岁,回去后又生活了30年,号称美国读者最多的专栏作家,走红几十年,有大批粉丝,赚钱无数。下面我举出跟L女士对话的两个内容。第一个,她问我,你们中国人怎么能在这么拥挤的住房里怀上孩子?我说你们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她说,嗯?我说你们过去有一批传教士,带着老婆从东岸坐船去夏威夷,许多对教士夫妇挤着住在一个船舱里。到了夏威夷后,不少教士太太都怀孕生了孩子,一算日子,正好是在船上怀上的。 L女士说哪有此事?我让她去看James Michener 写的书《Hawaii》。她问一起来的美国人有这么一本书吗?人家告诉她有。《Hawaii》是本小说,是一本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小说,里面写的东西多半是有根据的。对话二。那年美国要大选总统,共和党没啥悬念,在任的尼克松想连任,后来也的确连任了。民主党那时谁出来竞选还没准。L女士说,肯尼迪家老三一定当选。我说不可能。她问为什么?我就说了一个地名Chappaquiddick。她不明白什么意思,她的同伴向她作了解释。原来在1969年的时候,肯尼迪家老三开车带着他哥哥原来的秘书Mary Jo Kopechne 在一个叫Chappaquidick 的地方从桥上掉进了河里。肯老三爬出来得以逃生,秘书死在车里。这个交通事故本该立即报警,但是肯老三上岸9个小时以后才报警,这就成了一个污点。要是去竞选总统,非让对方抓住不放不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件事他根本不会去竞选。后来果然他没去参加竞选,公开的理由是两个哥哥都是为了当总统被暗杀了,他家里怕他也走上这条路。不过评论都认为,上面的交通事故是弃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想要说的是,一个当红的专栏作家,既要论肯老三选总统,又居然不知道这场交通事故,还没听说过Michener这样一位广为人知的大众文学作家,这样的专栏作家究竟有多大学问?据她本人说,她出来旅行,专栏有六个星期备稿,有若干个秘书帮着她。我颇怀疑她的专栏究竟是不是别人帮着写的。我恰好认识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专栏作家。他是天津的一位社会学家,退休后定期在报纸上以笔名发表社会百态和人生感悟的文章,定期在电台做这些内容的讲话和答疑,10年来已经将文章和讲话结集出版成了一大摞书。这老汉今年84,比我大一岁,至今传道授业,笔耕不辍,名气响得很,都是自己的原创。跟L女士来比一下,就很清楚了。 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亲身经历,说明美国也是什么人都有,然而他们代表不了全部美国人。我多年来也接触了许多很优秀的美国学者和可爱的美国人,很值得尊敬。下面我举出三个学者或文人。 一个是约翰•鲍威尔。他原来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抗美援朝期间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报道。后来他回到美国,被控以叛国罪。宋庆龄亲自出具证明为他作证,还其清白。后来美国政府又控他以煽动罪。最后都因没有证据而销案。在案件结束30多年后我在杜鲁门图书馆做研究的时候,他曾到那里查过档案。他告诉我,他还在找细菌战的材料。这时他住在旧金山的一所老房子里,他邀请我去过他家。他一直找不到工作,靠倒手买卖房子维生,后来在家前面开了一个小古玩店。美国根本没什么古玩,所以也是将就,生活已经相当清苦了,她太太从前是很活跃的,这时也让整得锐气全无了。鲍威尔在2008年89岁的时候去世。这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美国人,不为名不为利,他也不是共产党,就是追求真理,受迫害而矢志不渝,始终是个战士。这才是美国的脊梁。 另外一个美国学者罗伯特•巴内特。我的著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英文版1993年出版后,巴内特用了6页篇幅写了一份书评,热情地评介我写的书,登在夏威夷大学1994年出版的《国际中国评论》秋季号上。我跟他素昧平生,过去不认识。1995年我去华盛顿的时候,跟他见了面。回国后我把他的情况和我们的见面给北京英文《中国日报》写成一篇文章,在那年9月15日用报纸第9版整版篇幅登了出来。巴奈特是鲍大可的哥哥。抗战的时候在昆明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当军官,因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关系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已故的著名学者孙毓棠成了朋友。巴奈特战后成了国务院关于远东事务的官员,50年代初麦卡锡迫害时期,他也倒了霉,审查他的问题包括跟孙先生的关系,收缴了他的护照,调离了远东事务的岗位。 好几年以后,他才恢复了正常工作,在肯尼迪时期做到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后来他转向学术和学术管理,曾经是卡内基中心的总干事。有一次,国会两个议员让他回答关于中国人权的12个问题。他在回答里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弄得两个议员没有话说。他把他的经历、跟孙先生的交往以及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写成一本书,叫做《游侠们》。他认为中国的民族性很可能就是古代“言必信、行必果”的游侠精神。巴奈特这样的人是中国的朋友,也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的人。我跟他见面一二年之后,他因为长期有病去世了。去世前不久我去美国给他打电话,他希望我去华盛顿见他,我理解是他身体不行了。我当时去不了,很遗憾再也没有见面,他今年可能是100岁冥寿。对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查一个材料:Interview with Robert W. Barnett, Library of Congress。 再说一个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科尔柯。倒退30年前,科尔柯是美国史学界里的名人。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史学界里出了一个修正学派,领军人物是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威廉斯,科尔柯跟他念过研究生,后来在哈佛拿了博士,也成了修正派的中坚人物。科尔柯在史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于进步时代的分析,阐述了关于大公司和政府的勾结,提出了大公司自由主义的概念;二是对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特别是越南战争的分析。后来大概主要是由于反对越战,他移居加拿大,在约克大学教了几十年书,退休后搬到荷兰去住,继续写作。由于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科尔柯的影响一度减弱,但是近年来又开始受到重视。因为现实的世界让人们认识到他说的很多话是对的。他和妻子相依为命许多年,妻子几年前死后,他生活越来越不能自理。今年5月,经过申请批准,他在荷兰通过安乐死去世。1986年,通过他的一个学生(也因越战而跟他一起去了加拿大的美国学者)、我的好朋友的介绍,我在多伦多跟科尔柯相识。他非常热情,把自己保存的文献胶片让我复制,搜集的文献档案让我复印。后来我们虽然来往不多,但是彼此很尊重。我的书出版时,我提到了他在资料上对我的帮助。前几年,他的荷兰朋友有病,他找我帮他介绍中医大夫。今年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如何走完了安乐死的过程。我相当感慨,他比我小一岁,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美国学者,也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 从上面讲的可以看到,那些赫赫有名的美国权威,未必能对国际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而那些不按照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做学问的美国学者,未必做不出正确的判断。我想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国专家忘掉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学、美国史、美国研究、国际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都在意识形态范畴,属于上层建筑。因此,不同国家、阶级、党派、利益集团和个人,都会对这些东西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我小时学代数,a

  • b 括弧平方等于什么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公式全世界通用。但是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就不是全世界通用了。老百姓没饭吃,皇帝问为什么不吃肉,这就是因为所处地位不同、境遇不同而想法不同了。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由于看研究对象的角度有问题,研究研究就走偏了。研究蒋介石的成了蒋粉了,研究朝鲜战争的研究出来抗美援朝是错误的了,研究美国的认为美国没有遏制中国了。我们对美国,既不要仰视,将它奉若神明,那样就上了当;也不要俯视,以为它行将就木,那样就会付出代价,甚至受到惩罚。我们还是要既看到它的力量,又看到它的腐朽;既看到它对我们的重视,又看到它对我们的敌视,以平视美国为好。 我80多年人生得到的感悟,有一条就是,做事实际上是在做人。前面提到中国自古以来讲修齐治平,就是说搞事业从修养身心开始。我们能不能平视美国,跟做人有关系。如果一个人,追名逐利,金钱第一,物质至上,那么他在美国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就很难有定力。一个人要不唯上、不唯书、不人云亦云、不随风摇摆,首先得有个独立的人格。所以,一个国家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个人也一样。我对我第三代的姑娘们说,嫁得好不如干得好。指望嫁得好不牢靠,丈夫有病出车祸了怎么办?丈夫另有所欢离婚了怎么办?还是好好念书,将来好好做事的好。也许有人会说,前面那位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正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我说也许是思考了,但仍然是个做人的问题。念了几本洋书,就把13亿中国人的伟大实践不当回事,拿美国本本来吓唬中国人,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啊?我们国家里爱吹捧外国人的人不是一个两个。 2010年4月,也就是4年半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说过一段话,现在想再重复一遍,我那时说“我倒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因为自己的专业涉及美国,面对强势文化、强势政治、强势军事和强势经济,人家掌握了国际硬通货发行权、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和方方面面的话语权,还有奖学金,我得随时警惕,要注意对祖国文化的修养,要在两个国家利益发生分歧的时候,不做汉奸。”我愿意继续跟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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