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何家村遗宝的研究得以更进一步

2020-04-07 作者:名家历史   |   浏览(147)

“何家村”,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地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叫“何家村”的地方。但提起“何家村遗宝”,却意味着一批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文物。尽管何家村遗宝的发现与刊布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仍然对这批文物充满了热忱,研究著作、专题讲座、电视节目层出不穷,不断地加深我们对何家村遗宝的认识。去年出版的齐东方教授的《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使何家村遗宝的研究得以更进一步,同时也让更多公众得以了解何家村遗宝,并体会其背后的盛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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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元通宝”透过一个古老的物件,可以见到一个人群,一个社会时代风尚齐东方教授的这本新作,与以往的相关作品相比,其结构与重心都有所不同。他将这批文物分成了五个部分,名为“玉石品第”“真金白银”“错彩镂金”“异宝奇珍”“金石延年”,前三部分主要介绍遗宝中的玉石器、钱币与金银器,后两部分则分别介绍了具有异域文化和道教文化色彩的遗物。这样的分类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宝的整体面貌,也体现出遗宝的丰富内涵与层次。在每个部分中,行文仍然以单件文物为基础,但绝非对文物的简单介绍,而是紧扣题名中的“解读”二字,透物见人,将大量的笔墨放在文物背后所反映出的时代风尚、集体意识中。例如,金制“开元通宝”一节,在指出了这批金币的铸造、俗称等问题以后,他将更多的篇幅用来探讨唐玄宗首创“金钱会”、唐代宫廷“洗儿”赠金习俗等内容。再如他对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的介绍,不仅仅限于论述这枚银香囊的原理、花纹,而更进一步地探讨其使用人群、效果,以及这类香囊在其他时代的身影。如同作者所说:“透过一个古老的物件,可以见到一个人群,一个社会时代风尚”,何家村遗宝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信息,通过作者的介绍,读者不仅认识了唐代的金币与银香囊,还对唐代的宫廷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历史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这也正是此书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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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学术观点上的新推进与新突破在学术观点上,此书吸纳了不少近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精粹,其中很多都是作者本人曾经的贡献。尤其论及金银器,作者20年前的力作《唐代金银器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何家村遗宝中的金银带把杯、银高足杯、莲瓣纹金碗等,作者都曾有所论及,指出了其造型、工艺的异域来源与发展演变过程,这些内容在书中都得以再次呈现。在此基础上,作者也有不少对既有研究的推进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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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银罐有些是针对器物用途的,例如“金石延年”一节提到的几个小银罐,此前一直被认为属于生活用具,是唐代常见的器形。齐教授却指出:这几件银罐与一般的罐子相比,体态较小,器高均不超过5厘米,并且罐口与盖子扣合得非常紧密,很有特点。而在唐人观念中,金银容器能巩固、提升丹药效果。因此这些小银罐很可能是用来盛放与炼丹有关的药物的。有些是针对器物来源的,例如“异宝奇珍”一节提及的日本古币“和同开珎”,郭沫若先生曾提出这是日本遣唐使带来的贡品,并认定这5枚钱币可能来自开元四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之手。但随着此后研究的深入,何家村遗宝的埋藏时间被推定在唐德宗时期。齐教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与日本遣唐使相比,唐朝护送遣唐使返日的官员带回这5枚日本钱币的可能性更大,进而推定其时间很可能是乾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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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和同开珎”遗宝的主人与唐传奇《无双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何家村遗宝的来源问题。这批文物最早被刊布时,曾被认为是邠王李守礼的家藏,因安史之乱而被埋于地下。此后,段鹏琦先生考订何家村遗宝中时代最晚的遗物在唐德宗时期,其地点也不在邠王府内,推翻了此前的认识。2003年,齐东方教授提出新见,认为这批遗宝是唐德宗建中四年泾源兵变爆发时,租庸使刘震把部分国库物品埋在自家宅院中的结果。这一观点提出后引发了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刘震的相关记载主要源自唐代小说《无双传》,可靠性存疑。也有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中的部分遗物,担任租庸使的官员很难接触到。此后还有许多新的观点产生,诸如道教遗存、作坊遗物等等。这些观点,齐东方教授在本次的新作中几乎都做了回应,他结合了相关的史料与考古发现,认为这些说法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却均有不合理之处,经不起推敲。究其原因,很多学者根据遗宝中的部分器物展开讨论,没有全面考量遗宝的整体面貌,因此有失偏颇。在此基础上,齐教授在新作中坚持最初的判断,认为这批遗宝最有可能的主人仍然是刘震,并补充了一些新的依据:其一,保存何家村遗宝的银罐口沿与器盖均有人为砸击的痕迹,使其紧密扣合,这极有可能是为了方便携带,起初可能并无埋藏打算。其二,何家村遗宝中的墨书字体不一,但书写仔细认真,并非埋藏前仓促写就,更像是入库时的记录。因此这批器物很可能来自中央官府仓库。其三,《无双传》虽是唐代小说,但其中涉及社会生活的内容可信度较高,作为参考依据也有其价值。经过上述补充,这一观点的依据更加丰满,可信度也更高,至少是目前针对何家村遗宝的埋藏时间、埋藏原因、埋藏者等问题最完整的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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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侍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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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侍女狩猎纹八瓣银杯指垫处纹饰提出新问题,静待研究书中还为研究者提示了许多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面相。有些问题作者已经在文中直接提出,例如421枚银制“开元通宝”均无使用痕迹,其用途为何?遗宝中没有多少需要上锁的银盒,却发现了17把小银锁,是何原因?还有些问题作者没有明确指出,但联系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如鎏金侍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作者指出其指垫上刻画着一只鹿与花枝,十分新颖。这类带把杯很可能源自粟特地区,而这件银杯指垫上的鹿纹,也正是粟特银器上常见的花角鹿。因此,“新颖”指的或许并非是这只鹿的造型,而是在指垫上装饰动物纹样的做法。这种装饰风格在粟特银器中并不常见,粟特带把杯指垫上的装饰多为花纹与人物头像。同类器物目前仅在吐蕃系统的金银器中有发现,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吐蕃银杯的指垫上饰有一个跃起的狮子。此杯是出土于新疆的吐蕃时期文物,时代约在8世纪中后期。但其纹饰风格与形制特点,却又与唐代金银器中时代较早者比较接近,很可能是唐代金银器影响下的产物。因此,这种指垫装饰动物纹样的做法,或许是唐代工匠对粟特艺术题材的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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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带把银杯抛砖问玉与白璧微瑕何家村遗宝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对此书中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挑战。例如凸纹玻璃杯,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其来自波斯萨珊的可能性较大,此书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但据最近卢轩等学者的成分检测研究结果,这件玻璃杯应属于中亚植物灰玻璃器。据此,林梅村教授还结合其他依据,认为何家村遗宝中有一大批遗物都是唐朝初年罽宾国的贡品。他进而还对何家村遗宝的来源与埋藏者提出了新解释,认为何家村遗宝原是皇帝私库——大明宫琼林库中的器物,泾原兵变时来不及带走而临时埋藏所致。另外,作者在“可以免罪的进奉金银器”一节,引用了《新唐书李绛传》的记载“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瓮数百具,绛请归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以此说明“靠进献金银器还可以免罪”。这一观点或许可以再讨论。裴均进献银器一事,《新唐书》记载极为简略。但此事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波折,李绛、白居易都曾因此上书唐宪宗,白居易言:“伏以陛下昨因时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罢进奉……伏自德音降后,天下禺望遵行,未经旬月之间,裴均便先进银器。”李绛则说:“特降鸿恩,大拯颓俗,罢方镇不时之贡……才及数月,今自废罢,受纳裴均所进银器。天下之人,皆谓诏书不信……敢进银器,此是试陛下之意……伏望准制书令度支收纳,既不违敕文,又免入内库”。简言之,元和四年唐宪宗因干旱下诏,要求地方官员停止进奉贡品。而裴均于此时明知故犯,进奉数百具银器以试探唐德宗的决心。因此李绛、白居易均上书,建议宪宗将这批银器充公,以免影响皇帝威名。李绛还在文中要求惩罚裴均,但此后宪宗以“所进是赦书未到前发来”为理由赦免了裴均。可见裴均正是因为违反诏令进献金银器而获罪,其被赦免的原因表面上是进献时还未收到诏书,实际上则与他的节度使身份有关。依笔者浅见,《新唐书李绛传》的记载似乎无法说明进献金银器可以免罪。不过白璧微瑕,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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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纹玻璃杯“逸闻趣事”不仅是谈资,也会成为绝佳的“钥匙”显而易见,《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在公众领域也会是一本极受欢迎的佳作。开篇部分详细披露了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刊布及曲折经历,其中有不少有趣的考古、文物故事。这些故事绝非是作为“逸闻趣事”以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帮助大众了解文物考古事业的一把绝佳的钥匙,更加具象地认识到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容与意义。实在大有裨益。作者在介绍文物时,也从相对枯燥的文献中发掘出不少鲜活的历史故事、优美的诗词歌赋,使读者能够在读书的乐趣与美的体验中,看到盛世大唐的影子。此外,虽然并非学术论文,但全书逻辑仍然丝丝入扣,介绍文物时作者常常讨论其来源、使用人群等内容,使读者不由得去想:这件文物的使用者、拥有者可能是谁。在全书最后,作者重点探讨何家村遗宝的拥有者、埋藏时间、埋藏原因等问题,对各种观点、猜测一一进行分析。读至此处,读者此前心里的疑惑也一一解开,对这一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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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齐东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如今新出版的考古、文物著作,往往都很厚重,《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一书相较而言体量并不大。但是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与重要价值,却不容忽视。最顶尖的研究者,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将最重要的唐代考古发现之一介绍给所有人,集前沿研究与大众读物于一体,堪称深入浅出的典范,其意义不言而喻。(原文有注释,发表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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